规范意义上看，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可表述为，经济增长、充分就业、通货稳定、国际收支平衡和生态文明建设，而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、保护环境则可视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当履行的职责。这里仅就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，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谈点看法，供各位参考。
一、政策取向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政策取向：一是市场调节取向，亚当斯密 《国富论》“一只看不见的手”，哈耶克《自由宪章》三部曲“自发演进的扩展秩序”，弗里德曼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“自由市场制度”可以视作市场取向的主要主张，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倾向；二是政府干预取向，李斯特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“国家主导工业化、实施贸易保护”，凯恩斯《就业利息货币通纶》“加大财政支出、创造就业岗位”，明思基《稳定不稳定的经济-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》“抑制过度投机、鼓励股权融资”则是政府干预倾向的主要代表，也显示出一以贯之的脉络；三是综合施策取向，萨缪尔森《经济学》提出混合经济观点，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结合，综合主义得以充分体现。我们也曾提出“市场决定性意义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的综合主张，显示出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和政府“看得见的手”的互补融合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前，市场取向学说居于统治地位，之后，凯恩斯主义逐渐占了上风。目前，在混合经济、市场失灵、政府现实选择、政策工具齐备的前提下，政府出于尽快降低经济周期震荡程度的需要，大都更多注重融合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调节经济社会运行。这几乎已经成为适宜的政策选择，而争论的焦点则变成了政策的方向、结构、效率、公平等问题上。但从长期看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毕竟涉及局部与全局、近期与远期关系，政府干预措施确实应该进行科学的、量化的平衡。
二、政策特征
综合而言，政府调节的政策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对冲性。逆周期调节，经济过热，政策紧缩，遏制通胀，出现政策盈余；经济下滑，政策扩张，抵御下行，出现政策亏空；经济过热形成的政策盈余与经济下滑造成的政策亏空实现有效对冲。这是政府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、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不二选择，也是考验政府调控能力水准的现实需要。当前的任务，盘活资产存量，比如国家可以通过收购、贮备、盘活存量房地产项目，着力新市民，解决保障房，同时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力度，着力改善型住房，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；推进增量建设，比如乡村振兴、水利工程、清洁能源、生态修复以及产业筑基工程。二是协同性，宏观调节涉及增长、就业、通货、收支平衡、风险控制、环境保护等多元目标，而多元目标往往又会带来目标之间的互相冲突、排序安排以及权重设定，因而要有效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管理、周期调节、结构优化、风险控制等，就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相关政策协同发力，以及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分配政策的内部协调，减少政策损耗带来的“合成谬误”。三是平衡性，财政政策着力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的平衡，货币政策着力经济增长与通货稳定的平衡，就业政策着力充分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平衡，收入政策着力效率与公平的平衡，国际收支平衡着力市场份额与市场汇率的平衡。这实质是政策运用的度的管理和量的把握。
三、政策工具
财政政策着力“适度加力，提质增效”。在目前格局下，稳定税负，深化“拉弗曲线”应用，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，但可积极探索“价内税”向“价外税”的改革，中央地方税种以及共享税种分享税率的协调，房产税、遗产税等直接税的推出。目前，中央财政杠杆率（负债占GDP比例）28%，远低于美国、日本水平，存在较大政策空间，可以适当加大中央支持地方建设政策力度，同时防止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道德风险行为。目前推出的中央财政限额管理额度和地方政府限额管理额度，可望有效解决正常运行和重点项目投资，进而放大溢出效应，带动社会投资，增强投资活力。操作过程中，必须把住提质、增效等重要要求。
货币政策重在“灵活有效，精准施策”。近些年，M2增速高于GDP增速，既说明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未能同步协调，也表明资金使用效率偏低。同时，M1增速低于M2增速，呈现“负剪刀差”特征，表明金融“活化”不够,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倾向偏低。银行存贷比现实水平0.82 ，规范水平0.75，实际水平高于规范水平7个百分点，表明银行体系仍然存在“规模情节”，持续加大放贷冲动和放贷规模，银行体系也实现了良好的经营收益。
对此，应当深入进行结构分析。数据显示，国有企业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例保持在64%左右。可以说明大部分贷款流向了具备贷款能力的国有龙头企业，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仍然偏低。且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前提下，也可判定部分企业借助自身信贷议价优势，获得低成本贷款购买理财产品或者转贷其他企业，形成资金空转和资金沉淀，既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，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度，还牺牲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。
所以出现资金空转和资金沉淀，一则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未来预期偏弱，二则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需要修复，三则经济结构轻型化趋势已经形成，共同导致了目前的“流动性充裕”。在此格局下，“空转”“沉淀”资金何去何从？一是流向实体，在改革深化情况下，着力改善预期，资金公平流向市场，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、居民消费寻求均衡，货币政策效应得以改善，经济增长活力增强；二是流向股市；三是流向房产；四是保持原状。从市场公平竞争、经济持续增长角度分析，确应按照“实体”“股市”“房产”次序采取对策，促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。
产业政策着力“补链强链，安全运行”。通过政府控制的基金投资方式，财政全额承担的专项资金方式，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产业，比如集成电路、基础软件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、新材料，以及未来信息、未来材料、未来能源、未来空间、未来健康等，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可望进一步加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。另外，通过发布全国范围的鼓励、限制、禁止产业目录，也能很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。
就业政策指向“聚焦重点，充分就业”。充分发挥“奥肯定律”“ 菲利普斯曲线”作用，实现充分就业、经济增长、通货稳定之间的平衡。从中国转轨经济属性出发，考虑自由职业者、大学生就业群体已经具备较强的就业能力，可以更多考虑通过市场路径解决，而近3亿农民工稳定就业涉及城乡关系、共同富裕、市民社会、有效需求释放等重要因素，加之就业能力相对较低，且为经济社会发展也曾作过相当的贡献，政策层面确实应该加大力度，降低就业成本，稳定就业预期。此乃中国长治久安的现实选择。
分配政策意在“公平导向，完善激励”。鉴于经济结构等因素，相比西方发达国家，中国国民收入结构中，劳动者收入占比偏低、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偏高、营业净额和税额占比相对合理。国家统计局、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，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例，中国43&，美国57&，另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英国49%、日本48%、德国46%、俄罗斯43%、巴西32%，这是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决定的。改善国民收入结构，长期看，重在改善经济结构，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。高度重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，适时推出直接税，包括房产税、遗产税、离境税、数据税等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。
国际经贸政策重在“稳定汇率，提升权重”。目前，在贸易政策上，坚持完善出口退税政策，运用对外经贸资金，进一步突破自主品牌出口。在资本政策上，全国范围的特别管理措施共31项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别管理措施共27项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别管理措施共24项，预期电信、旅游、法律、职业考试等服务领域外商投资可望进一步扩大；另外，还应高度重视“一带一路”工作，加大海外市场布局，提高国际供应链控制能力。当下，我们还要特别重视汇率政策，打破“三元悖论”，稳住预期，遏制风险，稳定对外经济贸易关系，确保国际收支平衡，提升国际经济权重。
作者：王佐 北京市经信局 二级巡视员